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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法律诊所能走多远

    孔繁华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有机会进入全国第一家正式登记的民间法律援助机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工作、课余时间到中心值班,回复当事人的来信、来电、来访,接受指派为符合中心案件受理条件的当事人担任代理人。这期间,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当事人,感受到真真切切的社会现实,领悟了实实在在的法律,以至于我在研究生期间仍然从事这份“兼职”。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经历对今后的人生道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2003年有机会回到母校继续求学,也正是这次半工半读让我将法律诊所介绍到华南师范大学并亲自组建了“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律诊所”,同时对诊所教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多的思考。

    法律诊所教育刚刚介绍到中国之初,还需要对所有人包括法学专业人士进行解释。而如今,法律诊所一词至少在法学圈子内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虽然仍有很多人对诊所只是一知半解或只有模糊的认识,大家提出的共同质疑是:法律诊所有存在的必要吗?它能带给学生什么呢?从学生到教师身份的转换,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作为一名法律人,大学教给了我们什么?我们又能教给学生什么?四年或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大学教育,难道仅仅使学生获得了学位借以作为就业的敲门砖吗?法律知识、法律技能、法律思维以及公平与正义的理念,传统的法学课程并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法律诊所课程恰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法律诊所让学生接触到鲜活的案件。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不能脱离社会实际。法学院学生所接触到的案件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教师课堂上列举的案例、新闻报道的案件、模拟法庭的案件、庭审观摩的案件以及影视作品中的案件等等。然而这些案件都是学生“听”到和“看”到的,却不是他们真正能“摸”得到的案件。这些案件往往被剥离的只剩骨架,没有了血与肉。学生眼中的法学就是一条条生硬的法律条文、一个个深奥的法学理论,法学是那么的枯燥、呆板、生硬。在法律诊所课程中学生办理的是真实的案件,面对的是真实的当事人,他们可以切身体会到案件的全部过程和细节,并且需要将法律条文、法律理论应用到具体的案件当中去,法律条文就变得生动、鲜活,富有生命力。

    法律诊所培养了学生处理真实案件的能力。在学院式培养模式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尤其是法学教育与社会严重脱节。学院教育片面强调逻辑思维和理论教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学习过程可以简单的归结为两个层次:掌握现行法律规定,熟悉相关法律理论;对现行立法的缺失进行批判和重建。虽然现行的教学大纲规定了至少三个月的实习期,但实习管理不严、内容弹性大等问题普遍存在。于是就出现了一名法学毕业生直到拿到学位证时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当事人,没有接触过一件真实的案件。而往往学历越高越是如此。研究型的教育模式有其可取之处,但又有多少法学毕业生能从事研究呢?绝大多数学生是要进入社会谋一份职业的,而当他们真正进入社会时才发现原来自己所学的法律毫无用武之地。遇到一个案件和当事人时,天之骄子的高材生往往不知所措,无从下手,他们不知道如何会见当事人,怎样回答当事人的咨询,怎样抓住案件的关键环节,注意哪些细节问题等等,也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怎样去做。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所学的法律与社会现实完全脱节,自己只会读法律条文、背法律概念,却不知道如何面对当事人、如何处理案件。诊所课程包括课堂教学和课外办案两部分,但两者又是结合在一起的,课堂教学设置的会见当事人、咨询、法律检索、事实调查、证据等内容紧扣课堂外的案件发展环节,实际上就是在课堂内解决学生在课堂外遇到的问题,再回到真实案件中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诊所课程中,学生接触到的是活生生的案件,这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在课堂上获得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生经过诊所课程的学习,虽然他们的法律经验还不足,但面对当事人时至少不再惧怕和惶恐。

    法律诊所能让学生体会什么是正义。在我看来,作为法学教师,更重要的是教育学生什么是正义。学生是未来的立法者和执法者,他们对社会底层的了解对于今后从事法律工作有很重要的意义,只有感受过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才能更真切地帮助他们。在法学毕业生日益增多,就业竞争压力巨大的今天,很多学生不能从事与法律相关的职业,甚至与法律不太沾边。若干年后,即使他们将大学所学的知识全部还给了老师,但至少他们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对正义这种抽象的概念,如果没有切身的感受,象牙塔里的大学生是很难真正体会的。初入大学校门的我,以学习法律为荣,立志当一名法官。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法官要做的就是查出案件的真相,法律就是惩恶扬善的工具,法律所代表的就是这样简单的正义,法官就是正义的化身。现在的学生也许与我当时有同样的想法。诊所课堂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发挥专业特长服务于社会的机会,既锻炼了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也逐步培养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机会了解当事人的生存状态,面对当事人无助的眼神和殷切的期望,他们更加感受到自己肩上的重任。通过选修法律诊所课程,参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学生既巩固了专业知识、锻炼了实践技能,又对社会现实有了更真切的认识,对正义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

    正因为法律诊所有其优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传统法学教育的不足,移植入中国才获得广泛的欢迎。世纪之初,在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几年之内法律诊所似乎在中国大地上四处开花,生机盎然。截至2008年底,已有88家院校参与“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成为其单位会员。然而在表面繁荣下,却掩盖不住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的弊端:法律诊所课程地位边缘化;诊所教师地位尴尬、素质良莠不齐;诊所课程案源有限、求不应供。

    “法律诊所”作为舶来品,想要在中国生根发芽,首先要获得官方的正式认可,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以2002年珠海会议上“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法律诊所有了一个“半官方”性质的机构,这似乎预示着法律诊所即将挤进法学教育这个大家族,而不再是一个“野孩子”;然而事实上法律诊所课程的地位远远不能与法学核心课程相提并论,更不能与其他传统法学课程比拟,仍然是非主流。最好的情况也就是诊所课程可以替代专业实习,这种情况下法律诊所实际上就有了专业必修课的地位,但在绝大多数院校,法律诊所只是一门选修课而已,甚至有的学校根本不给学分。目前诊所课程依然不能融入传统法学课程之中,其边缘化的地位与学生对诊所课程的热情形成强烈的反差。与诊所课程地位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诊所课程的资金,每一位诊所教师都深知诊所课程成本高昂。目前国内高校的诊所课程基本以福特基金会的经济支持为主,也正是因为诊所没有占用本院校的经济资源,才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然而一旦福特基金会撤资,没有了经济基础的法律诊所课程,何以为继?

    从教师的身份方面看,目前国内高校诊所教师基本都是“兼职”:即在讲授传统课程外,兼任诊所教师。在现今高校的评价体制下,一切以科研为核心,职称、津贴、课题都以发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本书、拿到多少经费为衡量标准,从事法律诊所工作势必占用自己其他方面的时间。这种状况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很多诊所教师抱怨自己更多的是在奉献,诊所课程表面上看不象传统课程那样需要每周定时上课,但实际上案件的发展有很多不可预见的因素,诊所教师面临着随时上课的紧张状态,回答学生的疑问,指导学生办理具体案件,甚至亲自参与庭审。另一方面,诊所教师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不可能摆脱现行的高校人事管理制度,因此他们既不能也不愿意放弃传统的专业课程。在总体时间有限的前提下,传统课程和诊所课程发生冲突时,必然存在取舍。或是对现今管理体制下的职称评审、科研考核不以为然,完成最低工作量即可,或是对诊所课程投入不足,教学质量受损,当然也有人能做到两者兼顾,但人数寥寥。有诊所学生反映:“老师因工作忙碌无法分身,热情不够,耐心方面有待提高。”从教师素质方面看,优秀的诊所教师是成功开设诊所课程的关键因素,诊所教师应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对诊所课程有一定的了解和认同。目前中国的诊所教师,上述三方面素质都具备的并不多。大多数高校教师是从学校到学校,从学生到教师,有些教师甚至自己从来没有办理过一件真实案件。早期投身诊所教育的教师,通过“诊所专业委员会”的平台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先后到国外访学和进修,目前这批人是中国诊所教师的排头兵。第二批诊所教师是在第一批教师的影响和带动下,逐步参与诊所课程,他们目前是中国诊所教师的骨干,但他们本身对诊所课程也有一个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在实践中摸索诊所教育的方式和方法。法律诊所课程包括课堂教学与实践指导两部分,而课堂教学的内容是为实践指导服务的,但有些诊所教师容易将诊所课程当成是传统教学课堂,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导致课内与课外两层皮,无法发挥课内对课外的指导作用。也有少数诊所教师是浑水摸鱼者,他们对什么是法律诊所、法律诊所教育的目标、如何进行诊所教学这些基本的问题都无法回答,只是跟风加入诊所教师队伍,责任心不强,能力有限,教学质量自然受影响。诊所教师素质良莠不齐,严重影响诊所课程的质量和口碑。法律诊所边缘化的地位,又容易使一些优秀的诊所教师流失。

    法律诊所课程通过教师带领学生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形式锻炼学生的法律实践技能、培养他们的职业道德。一旦没有法律援助案件,诊所课程就处于“无米下锅”的境地。除少数早期起步的院校外,其他已开设诊所课程的院校在案源问题上面临两个问题:或者是严重缺乏案源,或者是案件扎堆,时忙时闲。作为一门课程,需要有相对稳定的案源提供给学生,没有案源教师和学生有劲使不上;案件太多,又无暇顾及。中国法律援助体系相对不完善这一结论相信不会有太多人质疑,能获得政府法律援助的人相当有限,费用高昂的法律服务往往使“夹心”阶层却步,但急需法律援助案件的诊所却找不到案件。这一方面是因为双方信息沟通不畅,另一方面社会对高校法律援助和学生代理人身份也有一个认同的过程。

    美国案例法传统下的法律诊所教育移植到中国存在一个漫长的本土化过程,虽然中国早期的诊所教育工作者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上述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既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也不是单靠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努力能实现的。在现今教育管理部门强调实践教学的理念下,也许将法律诊所融入传统的实践教学是解决问题的简单方法,但这很有可能导致法律诊所被实习所吸收而名存实亡。在我看来,实行诊所教师专职化模式是中国诊所教育走出困境的突破口。对诊所教师在职称晋升、待遇、工作量等方面实行不同于非诊所教师的管理体制。这样,诊所课程对教师而言就具有更多的吸引力,诊所教师队伍会相对稳定并不断扩大,解决了教师的身份和待遇问题,诊所课程的地位自然也就提升了,不愁没有“财政”拨款支撑下去,诊所案源也会随着诊所课程的逐渐成熟而增多。否则,中国的法律诊所教育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或永远处于非主流的地位,难以成“大气候”。“缺钱、少人、没案源”的中国法律诊所未来的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毫不讳言,作为华南师范大学法律诊所负责人,我身兼数职,遇到过种种的困难和阻力。作为管理者,要制定法律诊所教学大纲、教学管理规定、与法院联系安排学生旁听、组织学生外出开展法律咨询活动、扩大法律诊所宣传为学生争取更多的案源、参与“诊所专业委员会”的活动并汇报本校诊所教育情况;作为诊所教师,要带好自己小组的学生,为他们寻找合适的法律援助案件,通过电话、电邮、面谈等形式与他们商讨案情,修改他们所写的各种法律文书,帮助他们制定案件计划,督促他们整理案件材料,检查他们的工作日志;作为诊所秘书,要向其他诊所教师和学生发放各种通知、提示他们近期的工作、整理归档各小组学生办案材料;作为教务员,要安排课程时间表、选择诊所学生、催促诊所教师按时提交教学日历和教案。此外,还要协调诊所教师之间的关系,接受和处理学生对其他诊所教师的投诉,向学院汇报法律诊所的工作,在学院的管理体制下为诊所教师争取合理的利益。作为传统法学课程的教师,我还要上好传统的专业课,挤时间写一些对教师来说犹如“命根子”的学术论文。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对学生反馈的一些问题我也倍感无奈。面对这些问题和困惑,我依然决定坚持到底。尤其是看到学生期待的目光,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读他们写的工作日志,是我每周的必修课:

    “选修法律诊所课程,让我收获很多,感触也很深!……感触就是对这个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开始产生思考的情愫,并有一种非常想帮助他们的冲动!看到劳动者的无奈与无助,我的心情很沉重,不管我将来是否会留在这个领域,是否会有什么建树,我相信,中国的法制会有更美好的明天。即使现在有灰色,我们也可以用手中的画笔,渐渐将它的色调改变。作为一个法科的学生,我要做的不是让我的晶状体去适应灰色,而是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那片灰色中逐渐分离出黑白。”(摘自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律诊所2003级某学生工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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